仅有被告人供述和受害人陈述可否定罪?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9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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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嫌疑人X伙同他人Y掳掠一过路行人Z,并持木棍将其额部打出血,经法医判定为轻细伤,后X于逃跑途中被民警挡获,Y逃逸。查察院告状证据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受害人辨认嫌疑人笔录,嫌疑人辨认受害人笔录、受害人的法医活体判定结论、木棍一把(被告人指纹和受害人血迹能够判定)。问法院可否认X有罪?

  有些同志可能认为《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划定:只要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克不及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科罚。也即仅有供词不得科罪。在本案中,不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还有受害人的陈述,若是没有其他证据佐为干证(如目击证人证言),只需受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供述相分歧、吻合,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犯罪发生时的时间和现场四周客观情况以及后来病院接诊的时间等环境可以或许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那么就足以认定犯罪是被告人实施的,终究这并不与刑诉法的划定相冲突。

  但问题是,若是被告人翻供,称其供述是在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下被迫做出的,那么原先所构成的证据锁链还可否鉴定被告人有罪?这种环境下,还有些同志认为法官能够通过自在心证的方式来认定犯罪现实,若是以上各类证据查证确实,犯罪嫌疑人还有前科,法官能够使用以前判决同类案件的经验和一般常识(如假如被告人没有犯罪,为什么看到侦查人员就神采慌张、语无轮次等),确定被告人犯罪的可能性弘远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从而分析认定鉴定被告人承担刑事义务。

  英美法中的科罪尺度是解除一符合理思疑,我国除了刑诉法第六条划定的“以现实为根据,以法令为准绳”以及第四十六条划定的证据采纳尺度外,并没有明白的科罪尺度。那么按照中法律王法公法律的划定,在适才提到的被告人翻供的景象下,法官能否能够科罪只牵扯到两点问题:第一,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效力若何。第二,本案中的受害人陈述及其他物证等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系统能否可以或许完整的反映犯罪现实。

  在第一个问题中,由于刑诉法第四十六条划定:只要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克不及认定被告人有罪。若是被害人陈述查证失实的, 那么不只能够作为证据利用,并且因其是间接证据可以或许全面间接反映犯罪现实,其效力要远弘远于其他间接证据。除非具有相反结论,法院一般作为当然现实认定。假定一种极端环境:所有证据只要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法院可否间接鉴定被告人有罪?按照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文字寄义及内在逻辑,由于这种环境下并不只要被告人供述,还有受害人陈述,何况又获取不到证据,该当以此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义务。但这此中是又问题的,被告人供述可能是由于受刑讯逼供,可能是由于毫不勉强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还可能由于遭到要挟、诱惑、棍骗。受害人陈述中可能犯罪现实底子不具有,或犯罪现实具有但告状错了对象。即便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其确实遭到刑讯逼供,法官也可能让被告人举出受逼供的现实和证据,这种不合理的举证义务分管可能使被告人遭到刑讯逼供也不敢说出口(此刻侦查人员的技巧可谓无所不消其极,这里就不逐个列举了),由于若是被告人举证不克不及就面对“认罪立场欠好”的危险,不只不会从轻或减轻,还可能形成加重情节。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本意是好的,但可惜没有划定除此之外的环境,由于反过来读第四十六条,若是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查证失实的,就该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刑诉法没有划定只要被告人陈述和受害人陈述的景象,故审讯人员也只能作如许的推论),而恰好就是由于这个不完全归纳的具有,以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花腔与日翻新,供词仍然是所谓的”证据之王“,法令没有对侦查和审讯起到应有的指点和预见感化,法令与审讯现实的猛烈冲突也就层见迭出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科罪的尺度问题。按照解除一符合理思疑的尺度,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能间接证明被告人就是犯罪行为实施者吗?不克不及,指纹的具有只能申明被告人接触过阿谁木棍,但被告人也可能是事先或过后才接触那支木棍的,如不克不及判定被告人接触木棍的时间,也就无法确定被告人在案发时能否就在现场,而时间的判定几乎是不成能的。血迹也只能证明或者有人用这只木棍冲击过受害者,但行凶者是谁,不克不及确定,也可能是别人戴动手套实施的;或者受害人的血迹洒在木棍上,但凶器能否就是这支木棍,也无法确定。总之,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和受害人的血迹并不克不及证明被告人在现场实施了犯罪行为。同样,病院证明和法医判定只能证明受害人案发时受过伤以及受伤程度,但只属于间接证据,还需其他证据证明伤是有被告人实施的。受害人辨认嫌疑人笔录似乎能够形成间接证据,但它的效力与受害人陈述一样,需要查证失实,但案发觉场的根本现实(凶器判定)却并不与之分歧,故本案被告人无罪。按照中国以现实为根据,以法令为准绳的尺度,本案现实具有问题(阐发同上)不应当承担义务,但按照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划定,被告人又能够承担义务,一个案件按照一部法令能够获得两个判然不同的合法判决,岂不是咄咄怪事!有人此时可能会突然想到,法官不是能够自在心证吗?不异案件获得分歧判决并不足认为奇。令人可惜的倒是,在法官进行所谓自在心证的时候,聂树斌案发生了,杜培武案发生了,佘祥林案也发生了。记得弗兰西斯·培根说这么一句名言:“一次不公道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我也想顺着说一句:一部不公道的法令,其恶果不只弄脏了水流,把水源也给粉碎了。当一个国度的公众对本法律王法公法律最根基的崇奉都得到了,才是这个国家最恐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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